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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

因为《十年风雨情》一书,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一段忘年恋被传颂一时。然而章的前夫洪君彦认为她在此书中隐瞒了他们当年婚变的真相。2004年,洪在香港《明报》连载文章《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,披露他们离婚的实情。当时,章正病重住院,加上女儿洪晃请求,便中止了连载。2006年,在得到女儿的理解后,洪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澄清真相。2007年,《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一书在香港出版;2009年,《不堪回首——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一书在大陆出版。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

犹忆两情相悦时

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。当时,章穿一袭红旗袍,头发微卷,打扮得很成熟、入时,颇有大家闺秀风范。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。

圣诞舞会过后不久,章给我写了封信,当时我不太在意,也没有回信,后来听说章还因为我没回信而伤心落泪。有同学还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,也有同学说:“一个大学生,一个初中生,要等到什么时候啊,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。”最后,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打动,开始与她交往。

1950年,抗美援朝运动开始,我和章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,见面的时间变少了。次年,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。那一年,我虽远离北京,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,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。不过,再幸福的爱河,也会出现几起不和谐的波澜。1955年春天,章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。我一时摸不着头脑,就问她:“我俩相处得好好的,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?是不是有了新对象?”她说没有。我接着问:“那是为什么?”她的理由是:她读的是外语学院,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,肯定有机会出国。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,不可能出国。章说得轻巧,却不知我为这段情已经痴痴等了6年,我一时想不明白。之后,章老是找我谈分手的事,她甚至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……

让我意外的是,就在提出分手不久,章急忙到北大找我,哭着对我说:“我后悔和你分手,请原谅我的幼稚。”章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,最终和她重归于好。

1957年,章大学毕业,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。1961年7月19日,我们有了女儿妞妞,她就是今天的洪晃。从妞妞出生到“文革”前的那段时间里,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,但因为家庭和睦,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。

双双陷入婚外情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,互相传授反封、资、修,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。 1966年底的时候,章也加入了这个队列,和她一同去的张某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。他们要去的地方有杭州、宁波和上海。章到了上海后,就住在我大姐洪君慧家。没过多久,大姐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。当时大姐恨不得马上把此事告诉我,不过,大姐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,最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:“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。”

1967年3月,章串联回北京,对我冷冰冰的。当时我总以为章是革命群众,而我是批判对象,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。然而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从章的手提包里翻出了一帧张某的照片,还有安全套。我和章自“文革”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,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,她一时慌了手脚,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,表示悔改,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:“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(指她生母谈雪卿,年轻时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)了。”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,我想我和她结婚已10年,女儿也6岁了。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,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。

然而,章仍然我行我素,视我为陌路人,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。从那以后我们常常为这事争吵,这在洪晃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里有记载:“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,老觉得要出事,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。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,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。等我一推门进去,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,有一个在哭。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。”

1968年,北大校内两派斗争日趋激烈,甚至发生了“武斗”。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。“牛棚”里的那些时日,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悲苦。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的人,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“陆平黑帮”后,我被彻底孤立了。一天,“牛棚”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,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,应该是我的学生辈,但我没有教过她,她对我十分敬重。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,并且很快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。不久,女教师先离开了“牛棚”,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,经常到宿舍探望我,我一时未能克制感情冲动,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。

这件事情很快传到章的耳中,她气冲冲地责问我,说我丢了她的脸,跟我吵架。我理直气壮地说:“是啊,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。不过你做在先,我做在后;你做的是暗的,我做的是明的。咱们扯平了,谁也不欠谁。”说得她哑口无言。

离婚激怒老丈人

1969年10月,我去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。1970年夏天,我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。当时,我的脸晒得漆黑,衣着邋遢,经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,而章已是外语学院的“通天人物”。

我们离婚的事,章根本不敢当面对她的父亲说起,而要我转告给章老,我也迟迟没有去说。不久,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,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,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。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,先向他请安,问候他的健康状况,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:“爸,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,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,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。”章老当时非常吃惊,继而大为震怒。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:“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,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?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?”接着又问我:“是谁提出来要离婚?”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。章老马上问:“含之是否有人了?”我说:“有了,是乔冠华。”章老马上说:“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,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。我要找毛主席,等我香港回来再说。”说罢他气吁吁地闭上眼睛。

1973年7月1日,章老就在香港仙逝了。我与章离婚一事,也成了章老心中一直未打开的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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